自“三论”问世，再到质疑风波，韩寒在几个月时间里一直牵动着舆论关注而成为公共议题的焦点。这在事件层出不穷、媒体注意力不断转移的今天，可以说是一种奇观。这其中，既可证实已近而立之年的韩寒，以及他代表的某种精神气质在中国拥有的绝大影响力，又反证了他的质疑者、反对者们（包括不同的政治观念和价值立场）之决绝，更在证明，在中国社会，太多的基本概念，话题，没有得到讨论，没有得到厘清。这些问题包括：何谓言论自由，何谓法治社会，自由与法治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何保护私权，如何保证质疑权和公众知情权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都在谈转型，转型后的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不但观点各异，还存在尖锐对立。
事实上，这些问题不讨论，不获得对话结果。一个社会缺乏基本共识，自然难言健康良善。
《南方周末》刊发《差生韩寒》，自然是这一场争论的延续，这组文章虽未明言，却一一回应了质疑韩寒者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过，争议随之而来，这是一篇真实公允客观的报道吗？是争论尚在进行中的时候，一家知名媒体如此操作是否合适？是否在有意操纵舆论议程？
争议声中，关于这种报道的争论，已从专业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作为媒体人，我们不愿仓促做出结论而是认为，呈现出争议中双方的观点。呈现出种种不同、对立乃至撕裂，让公众审视当下精神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实现社会共识的第一步。
失败的“特搞”
刘国强
新闻体裁中有一类叫“特稿”，其实要严格界定很困难，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特稿可以写得更富有文学性，可以有生动的细节，可以有温馨的人情味。总之，如果你写得足够好，它既可以发表在《南方周末》，也可以发表在《知音》。
这不，在韩寒“代笔门”事件正舆情汹汹之际，《南方周末》在2月16日抛出了两篇所谓“特稿”：《差生韩寒》和《世界差点把他忘了》，以非常文艺的方式还原韩寒自出道以来的经历。但认真读罢，这集特稿，从新闻报道的要求看，只能算是非常失败的“特搞”，也许放在《知音》远比《南方周末》要合适。
先看选题是否成立。
显然，《南方周末》此次报道，意在以恢弘的气势对韩寒出道十几年来的峥嵘岁月作一次史诗般的回顾，对这一争讼不已的公共事件作出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总结陈词”。这是很宏伟的构思，但按作者的说法，促成这次采访写作的动因是觉得“正本清源之道何在？找到韩当年的老师同学就行了”。
这一说法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会如此简单地理解寻求真相的方式。这好比警察调查一起案件，他们不去努力发掘各种证据，而只去走访当事人的亲朋好友或目击者，凭录音的口供就结案了。就算录了两份音（以我有限的理解，其作用无非是丢了一份还有一份吧），又能办成铁案吗？从认识论而言，事实是不可还原的，所有的还原都是表述者对事实的个人理解，因此，关键还在于你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是不是经得起各种质疑。
显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对这一涉及巨大利益和庞大利益链的公共事件，仅依靠少数韩寒老师同学的口述就试图廓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再看报道方式是否合适。
新闻讲求客观中立，理性的表述总会显得平淡，这也是特稿这一形式吸引人的地方，但特稿仍要以真实为生命之源，所以它多用于事实清楚少有争议而又具情感冲击力的报道题材，或是涉及事实较少以表达观点为主的题材中。
而在这次韩寒事件中，各种质疑持续而强烈，作者仅凭个人走访就遽下判断，进而放弃调查报道的方式，采取这种主观性和修饰性极强的报道形式，这是非常不妥的。
报道采取了全知视角，铺排的许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来历，行文充满想像力和情感张力，虽然记者宣称都有采访录音做依据，但读者可能永远也听不到录音，只看到记者妙笔的各种生花。
自“三论”问世，再到质疑风波，韩寒在几个月时间里一直牵动着舆论关注而成为公共议题的焦点。这在事件层出不穷、媒体注意力不断转移的今天，可以说是一种奇观。这其中，既可证实已近而立之年的韩寒，以及他代表的某种精神气质在中国拥有的绝大影响力，又反证了他的质疑者、反对者们（包括不同的政治观念和价值立场）之决绝，更在证明，在中国社会，太多的基本概念，话题，没有得到讨论，没有得到厘清。这些问题包括：何谓言论自由，何谓法治社会，自由与法治的边界究竟在何处，如何保护私权，如何保证质疑权和公众知情权等等，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都在谈转型，转型后的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不但观点各异，还存在尖锐对立。
事实上，这些问题不讨论，不获得对话结果。一个社会缺乏基本共识，自然难言健康良善。
《南方周末》刊发《差生韩寒》，自然是这一场争论的延续，这组文章虽未明言，却一一回应了质疑韩寒者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过，争议随之而来，这是一篇真实公允客观的报道吗？是争论尚在进行中的时候，一家知名媒体如此操作是否合适？是否在有意操纵舆论议程？
争议声中，关于这种报道的争论，已从专业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作为媒体人，我们不愿仓促做出结论而是认为，呈现出争议中双方的观点。呈现出种种不同、对立乃至撕裂，让公众审视当下精神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实现社会共识的第一步。
失败的“特搞”
刘国强
新闻体裁中有一类叫“特稿”，其实要严格界定很困难，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特稿可以写得更富有文学性，可以有生动的细节，可以有温馨的人情味。总之，如果你写得足够好，它既可以发表在《南方周末》，也可以发表在《知音》。
这不，在韩寒“代笔门”事件正舆情汹汹之际，《南方周末》在2月16日抛出了两篇所谓“特稿”：《差生韩寒》和《世界差点把他忘了》，以非常文艺的方式还原韩寒自出道以来的经历。但认真读罢，这集特稿，从新闻报道的要求看，只能算是非常失败的“特搞”，也许放在《知音》远比《南方周末》要合适。
先看选题是否成立。
显然，《南方周末》此次报道，意在以恢弘的气势对韩寒出道十几年来的峥嵘岁月作一次史诗般的回顾，对这一争讼不已的公共事件作出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总结陈词”。这是很宏伟的构思，但按作者的说法，促成这次采访写作的动因是觉得“正本清源之道何在？找到韩当年的老师同学就行了”。
这一说法让我觉得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会如此简单地理解寻求真相的方式。这好比警察调查一起案件，他们不去努力发掘各种证据，而只去走访当事人的亲朋好友或目击者，凭录音的口供就结案了。就算录了两份音（以我有限的理解，其作用无非是丢了一份还有一份吧），又能办成铁案吗？从认识论而言，事实是不可还原的，所有的还原都是表述者对事实的个人理解，因此，关键还在于你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是不是经得起各种质疑。
显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对这一涉及巨大利益和庞大利益链的公共事件，仅依靠少数韩寒老师同学的口述就试图廓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再看报道方式是否合适。
新闻讲求客观中立，理性的表述总会显得平淡，这也是特稿这一形式吸引人的地方，但特稿仍要以真实为生命之源，所以它多用于事实清楚少有争议而又具情感冲击力的报道题材，或是涉及事实较少以表达观点为主的题材中。
而在这次韩寒事件中，各种质疑持续而强烈，作者仅凭个人走访就遽下判断，进而放弃调查报道的方式，采取这种主观性和修饰性极强的报道形式，这是非常不妥的。
报道采取了全知视角，铺排的许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来历，行文充满想像力和情感张力，虽然记者宣称都有采访录音做依据，但读者可能永远也听不到录音，只看到记者妙笔的各种生花。